对于每一位稍知近现代史事者来说，梁启超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。这位曾活跃于中国政坛、学界30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，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，“开中国风气之先，文化革新，论功不在孙黄后”。他晚年摒弃政务，专心向学，著作等身，建树甚丰，被称为“新思想界之陈涉”，而其与南开大学的一段旧日渊源，也颇值得称道。
南开大学成立伊始的20年代，是中国学术界日渐活跃和繁荣的时期。诸说层出，观点纷呈，被大多学者目为又一度“百家争鸣”。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暴露了危机，引发国人的怀疑和动摇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占有了一定地位，出现了国学研究的热潮。梁启超便是其中代表之一。他在战后游历欧洲，著《欧游心影录》，认定中国国学在将来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，并说西欧文明还需中国文化去调剂，亟力劝学者去整理国故，引起学界很大反响。他还坚持教育救国论，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，全力从事于“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”，因而便和同样致力振兴民族教育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同声共气，相应相求。
1921年9月，成立仅三年的私立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参加大学部的开学式。梁先生欣然前往，并在会上发表演说，盛赞年轻而充满希望的南开：“……我们要希望大学能办得欧美那样好，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，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。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，如是南开大学不独为中国未来私立大学之母，亦将为中国全国大学之母。”梁启超鼓励南开学子：“我盼望诸君不要怕难，奋兴起来，一面发扬我国祖宗传下来的学业，一面输入欧西文化，这样责任不能不望之于中国私立的南开大学了。”
其后，南开大学遂聘请梁启超在校举办中国文化史讲座，讲演的题目为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每周一、三、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举行，后来每周又增加二个小时。学校对梁启超先生的讲座非常重视，规定此科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。梁启超本就文采飞扬，口才又极佳，每次连续讲演两小时之久，毫无倦容，诚可谓诲人不倦；他的讲演受到南开师生的热烈欢迎，听讲者达数百人之多，几乎倾校而动，而且还有不少天津其他各校教员学生前来旁听。梁先生授课认真，凡因事误课必定补讲；并进行正规的考试，考卷第一次便收到121份，已占全校学生半数。讲座结束后，梁启超还同历史班全体学员合影留念，师生关系甚是融洽。
梁启超的讲义是其所拟中国文化史纲中的第一篇，后经整理，便以同名著作出版，风行一时，成为其自视得意之作之一，备受学界所推重，而梁先生之讲座对南开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推动之功，自可想见。
梁启超对南开的感情是深厚的，尔后他曾多次来校讲学。1922年2月，在即将赴清华学校讲演前夕，梁先生又亲临南开大学新学期开学式作演说，对于“青年元气之培养”等问题，再三注意，开导周详。他指出，从学校到社会是人生最危险时代，青年人对婚姻、职业诸方面尤其需要谨慎；从而鼓励南开学子“从物质、精神上加增培养元气的资料”，“寻出一种高尚的嗜好、自己的人生观，”养浩然正气，以与恶社会中的坏性质、坏习惯作斗争。1923年7月，梁启超应聘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。1924年春又讲学南开，著有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》一文。他不仅自己亲自来校作学术指导，还曾邀请国外名学者罗素、杜里舒、泰戈尔等以及国内学界名流张君劢、梁漱溟、蒋方震、张东荪等来南开讲学。这对于南开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。
南开在严范孙、张伯苓诸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创建下，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，知名于国内外，这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。他曾多次以南开为范例阐述对教育的意见，特别是在承办中国公学时，常常引南开为先导；而且他对于南开的建设、发展也多所属意，尽心擘画。早在1921年，他亲撰《为南开大学劝捐启》，指出“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，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”，而普及大学教育，则不可不以私立为官立之助；私立大学有诸多优点，“在我国教育史上，若宋之鹿洞、明之东林，其性质皆为私立大学，而一朝文化系焉。方今百度更新，兹事需要，益如饥渴。而十年以来，完善之组织尚未有闻，斯亦士大夫之羞矣。南开大学者，其基础建设于中学之上。南开中学之成立有十七年，……学课之完实，校风之粹美，既已为海内外所同认。三年以前，主校事者鉴于时势要求，深感进设大学之必要。藉各方面有力之赞助，幸而获成，分置理商文矿四科，历级已届三年，注弟子籍者将及四百，规模粲然具矣。……某某等为公为私，皆深感南开为我教育界一元气。”他吁请“凡属爱群自爱者对于兹校宜同负爱护扶助之责，愿竭绵薄以赞厥成，”对南开关怀切切。梁启超还一度向张伯苓校长表示，“若将文科全部交我，我当负责任，”并举荐张君劢为主任，蒋方震、张东荪、林宰平、梁漱溟等各任一门，预言“吾六人者任此，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”，“南开文科办三年后，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”。
1922年底至翌年，梁启超闭门谢客，养病于天津，遂又有在南开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设想。《南开周刊》第54期（1922年12月30日）刊发题为《东方文化研究成立之先声》的消息，说：“自梁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，一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，莫不引颈高呼，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；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，如募经常费，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、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，不遗余力。近复闻任公先生已订于本月十五日由南京来津，专与学校计议此事。吾人甚望此番计议早见施行，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。”后梁启超即起草《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》一文，倡仪“设一讲学机关，名曰文化学院。”并拟定：“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。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。”后来虽因资金等诸多缘故，此举遂搁置而未成，但梁先生的倡引之功及其对南开的钟情，却是足令我们常引以为念的。
1925年后，梁启超就清华研究院任导师，而对南开关心依然。1927年10月间，罹病在身的梁启超又为南开二十三周年纪念手书“弘毅”二字，并在《祝词》中说：“本校二十三周年大庆，敬写《论语》两字，奉祝频年。丧乱频仍，全国教育破产，本校实岿然鲁殿灵光。任重道远，簿海属望。愿以此两字，与多士共勉也。”殷殷深情，谆谆愿意，尽在字里行间。
1929年1月19日，梁启超病殁于北京协和医院，一代巨星殒落。可以说，南开的成长，和众多学术大师的关爱、提携是分不开的，梁启超便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位代表。抚今追昔，寄思而往，前贤的鼓励与嘱托，将永远是我们自强不息的动力之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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